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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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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时代与河洛文化
摘要:黄帝及其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但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因,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本文结合考古资料指明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点明黄帝及其时代的实质和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年代,并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通过对黄帝活动范围、文化创造的排比指出黄帝时代是河洛文化的根基和源头。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论文正文: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
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
《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
《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⑤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页791。(1931年)
⑥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妯娌与寨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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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____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
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
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
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
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
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
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
“”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
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
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 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 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 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
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 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 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 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 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 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 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 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 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 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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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一词,现在通常指生物的生活状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所谓“生态艺术”的概念性定义,应该包涵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三组相关的内容和探讨话语。自然生态,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物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资源;社会生态,即人类现存的法学意义上的外在制度系统;而文化生态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依据,它包括人文传统及其对传统所加入的共时性创造意识。在此三组逻辑关系中,社会生态受文化生态的意识制约,进而影响并改变自然生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文化工业时代艺术生态的再审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在宣告文化工业时代正式来临的同时,对我国原有的艺术生态包括艺术生产、艺术传播、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等各环节均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只有认清当下我国艺术生态环境内各个层面的变化,准确把握其内在的本质特征,才能够在当前媒介传播语境下构建更为和谐的艺术生态,从而促进我国艺术生态和艺术传播的良性发展。
伴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所向披靡的蔓延趋势,在大众文化铺天盖地的规模扩张之中,“文化工业”这个率先被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并加以批判的字眼已经演变成为现代社会无法拒绝的真实存在,并且引领着一个崭新艺术传播时代的来临。面对文化工业大规模机械复制的生产模式,面对艺术作品原有观照灵韵与魅力的日趋丧失,面对逐渐漫漶开来的商品化和全球化无孔不入的影响,关注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生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自古以来便崇尚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美学观,将这种物我和谐的艺术观念投射和贯彻在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理论之中,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艺术生态与浑然一体的自然生态一样,也是一个囊括多种因素,各生态因素之间休戚相关、彼此依赖、互相制衡的有机整体。因此,关注艺术整体生态当中的局部生态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的局部艺术生态可以从外部中西文化冲撞之下的对话和内部不同艺术形态的多元共生两个层面去研究:
首先是外部生态。艺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继承和创新的基本规律,而其中的继承性,不但表现在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也表现在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和艺术成果的吸纳和借鉴。我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文化艺术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随着外来思想文化、艺术作品的大量传入,对我国原有艺术传统、艺术风格和艺术内容等各个层面都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改变着我国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方法以及艺术接受的趋向和态度。
我国艺术领域内中西艺术的碰撞从近代以来就从未停止,在不断的交融和磨合中已变得水乳交融,呈现出融合和趋同的趋势。当然,在艺术交融的洪流之中,我国优秀的艺术作品和文化成果也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具有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特色、融会民族艺术元素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和独具魅力。因此,面对中西文化艺术不断碰撞和交流融合的外部生态环境,我国艺术更应该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本着适应我国本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本土化原则,保持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艺术“对话生态”重心上的不偏不倚,为我国艺术的健康发展拓展更为广阔和平衡的生态空间。
其次是内部生态。我国的文化艺术传统源远流长,见证历史时代变迁的各种艺术形式此消彼长,在艺术不断繁荣壮大的今天已经融合交流成具有无限潜能的传统艺术宝藏。古老和新兴的艺术形式并存,彼此吸纳和影响,新旧艺术之间遵循着因袭相承的和谐关系。悠久的历史积淀留给了我们丰富的艺术形式,而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对文化艺术的丰富性有着决定性作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和艺术风格,我国艺术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完美结合正符合了生态学多元共生的发展观点。
此外,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很多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甚至堪称见证文化历史发展的“活化石”,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多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艺术形式也得到了及时的保护和挽救,这些五彩斑斓、各具魅力的民族艺术形式,恰如朵朵奇葩共同装点着我国的艺术宝库,为建构健康、良性的艺术生态添砖加瓦。当然,外部开放的文化氛围自然会带来崭新的思想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为内部生态注入新鲜活力,伴随着西学东渐的热潮,西方艺术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性阶段的艺术趋向和艺术风格的流变,在我国的艺术环境里达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时性存在状态。西方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演进和发展在我国变成了凝结时间、汇聚历史的盛会,面对目不暇接的各种艺术形式共存的艺术环境,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和敏锐的判断力,避免随波逐流的盲目效仿或跟从。
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大众文化的大门,艺术生产在现代科技和大工业模式的运作之下,变成了类似于工业产品制造的机械复制,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制度的联合作用之下,艺术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商品化、通俗化和娱乐化的发展转向。面对文化工业带来的诸多问题和转变,及时了解艺术生态环境的变化,能够确保我们对于时代艺术脉搏的准确把握和掌控。当下艺术生态的转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艺术生产环境。
艺术生产是特殊的精神生产,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艺术生产的独特性和自由的创造性,艺术家们运用个人化的艺术灵感、情感体验和艺术技巧凝结在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当中,这些独具魅力的艺术产品为营建和构造我们的精神世界、陶冶和荡涤大众的内心道德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然,艺术生产的传统模式决定了其高山仰止的精英化道路,阳春白雪的曲高和寡,最终使得传统艺术生产模式远离大众,变得遥不可及。而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使这一局面彻底改观,艺术家们原本的精英地位在市场效益面前丧失殆尽,艺术的自由和个性也望而却步,艺术家不但要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还要面对市场竞争的挑战。
艺术生产环境的彻底改变,使得艺术家们不得不暂时抛弃自己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和对于纯艺术的向往,向大众消费品位和市场的实际效益靠拢,文化工业生产的模式使得艺术产品成为具有标准化、同一化和模式化的消费商品。加上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的有效介入,艺术形式、艺术种类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换,艺术生产者们单打独斗的创作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大众消费的审美需求。随着艺术创作分工的渐趋细化,艺术早已不再是由单个艺术家能够耗费时间和精力独立完成的产品,而是由多部门、多分工联合完成的作品,艺术家们联合作业的生产模式已成为文化工业时代的公认的标准化模式。
第二,艺术传播环境。文化工业时代的文化艺术以大众传播媒介技术为依托,拥有着最为便捷广泛的传播环境。大众传媒在传统传播媒介的基础上,依赖于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极大地拓展了艺术产品的传播范围,随着视听读图时代的来临,尤其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更是改变了人际交往和文化运作的方式以及生产、传播过程,类似“地球村”的一种全新的全球文化正在逐步形成。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瞬时性等特点,文化艺术的传播在互联网上变得畅通无阻,古人原本凭借思绪的神游才能实现的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在网络中都能够瞬间实现。此外,艺术产品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也是文化工业时代艺术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
传播媒介在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之下,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改为自主经营模式,加上多种性质的资本积极参与和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大众传媒都在利用多渠道、多元化途径进行文化艺术产品的全方位传播。传统传播媒介在技术的带动下积极寻求改进创新的出路,借助电子媒介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已经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在大众文化的推动下逐渐消失,呈现出趋向融合的一体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当然,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由于其开放性和虚拟性特点,传播过程自然会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非约束性,加之我国对于新兴媒介的管理制度依然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网络传播还存在着很多弊端和问题,这对文化艺术的传播势必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存在障碍和危害。例如,网络文化中的道德低下现象,文化艺术产品的篡改、复制、侵权等问题,以及充斥网络文化的暴力、色情内容对于社会的公害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去积极面对和改变的现状,对于网络传播的规范化、合理化管理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艺术接受环境。
大众文化的核心观念就是消费,文化工业时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向商品化和消费性转变,在商业利益和市场机制驱动之下的艺术流程中间,大众作为消费者的地位便毫无争议的成为核心。面对消费者的不同审美需求和价值取向,以及受众群体内部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层次差别,不同的市场定位就成为决定艺术产品命运的风向标,对受众和消费者的关注成为艺术产品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国受众层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从社会阶层的划分来看,受众由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事业阶层、企业阶层、个体劳动阶层等共同组成的社会层次构成,不同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地位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国大众文化面对受众的本土复杂性。
其次,从我国地域、民族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地域差异决定的南北方、内地和沿海的不同,多民族意识决定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的差异,还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现代化都市与内地相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差别,都使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处在一种多元混杂的并存局面之中。所以,我国文化工业时代面对的受众的复杂程度,远非西方大众文化的受众所能够比拟的,必须正视复杂的受众和接受环境,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才能够使我国文化艺术协调整体的长足发展。
同时,受众内部还存在着相对复杂的接受态度。一方面,面对大众传媒的强势传播和信息充斥的接受环境,受众必然会应接不暇,出现被动接受的局面,在图像传输和视觉文化的信息包围之中,受众会失去自身的判断能力;另一方面,受众或消费者面对机械复制的同类艺术产品,久而久之自然会对产品的模式化、同一化产生抵触心理,受众的主体性和主观判断能力在信息和产品泛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发挥出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遵从个体的主观意志和审美趣味对艺术产品和信息进行批评判断和重新选择。此外,随着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进程的加剧以及市场机制和商业利润对文化艺术主导作用的加强,接受环境内的艺术批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面对艺术的商品化趋向和商业利益的诱惑,原本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的艺术批评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文化艺术产品实施市场宣传策略的最为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借助权威和专家的品评,对文化艺术产品进行炒作,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宣传手段,甚至出现了艺术家与批评家联合作业的模式。艺术批评家作为社会的良心,应该秉承尊重事实的原则进行公正平等的评论,如果艺术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准则和尺度,社会和大众的审美品位和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发生偏离和错位,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和艺术发展将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值得警醒。
面对文化工业发展的强劲势头,人们对于文化艺术通俗化消费的产业化模式已经变成一种显性的趋势和潮流,面对文化工业时代推动之下空前繁荣的大众文化,我们无法否认也无法抗拒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只有及时掌握文化工业时代我国艺术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变化,深入分析和总结艺术生态在时下的内在本质,才能够促使我国文化艺术的良性发展。我国艺术生态在文化工业时代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本质特征:
第一,生产模式的工业化。当下的艺术生产已经具备了大工业生产的显著特征,艺术作品的创作已全然脱离了以往艺术家个体创作的独立性、自由性和个性化,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创作是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作用下,与现代科技和工商业生产紧密结合,在工业化的流水线上,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模式对艺术产品进行机械复制和加工的过程。
第二,艺术产品的商品化。
在文化工业机械复制的生产模式下,艺术品已经成为承载商业价值、市场效益和物质利益的文化产品和消费产品。艺术生产者关注的是市场需求和获得的商品利润,消费者则更注重产品的价格和个人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在市场经济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氛围当中,艺术产品从构思、创作、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已经演化成了一种商业行为,艺术已经蜕变为能够与市场相互兑换的资本,消费决定生产,艺术产品必须能够迎合市场和大众的品位与消费需求,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生产是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产品除了具有一般产品的属性之外还有特殊的精神价值,艺术消费也是特殊的精神产品的消费,这是由文化艺术产品的双重属性决定的,文化艺术产品不但具有普通商品的消费性,还具有精神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所以说文化艺术品的消费“具有一般商品消费与精神享受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二重性质”。
当我们在文化工业时代,在现代传媒便捷的流通渠道里,在大众文化的通俗化氛围中关注艺术的商业利润和消费群体的同时,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艺术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价值被娱乐和消费不断消解颠覆的残酷现实,认识到艺术产品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不容忽略的重要性,艺术产品在文化工业时代除去其本身作为文化资本所凝结的商业利益之外,更为神圣的使命担当依然是带给大众和消费者精神层次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净化我们的内心世界。
第三,艺术品位的通俗化和娱乐化。
文化工业时代,如何迎合和满足广大受众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成为艺术产品成功与否的关键。面对文化层次参差不齐、艺术修养各不相同的大众群体,要克服众口难调的困难,打破地位和身份的界限和壁垒,只有力求艺术品的通俗化大众化,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受众雷同或类似的消费愿望,从而保证市场利润的占有和获得。通俗化品位的出发点是将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结合起来,使艺术消费在满足受众审美需求的基础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在通俗化和日常生活层面达成高度默契,从而使得艺术市场的供需双赢关系更加强化和巩固。
另外,文化工业时代艺术的另一主要特征是娱乐化,随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交融合流,伴随着大众媒介和现代科技的发展,艺术产品的传输渠道和途径已经变得广泛便捷,从文字时代向视听和读图时代的转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太多既定和现成的图像以及视觉艺术的冲击,裹挟着来自生存现实的压力,驱使人们主动放弃文字背后的深刻思索,转而选择更为轻松的视听享受和消遣方式,而这一放弃和选择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艺术的娱乐化转向。为了迎合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更多没有内在实质和深刻内涵的所谓艺术产品,陪伴着现代大众一起“游戏人生”,甚至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和文化艺术媚俗化倾向得愈演愈烈,大众在对这些纯粹商业化的文化艺术产品娱乐消遣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大众文化时代的艺术反向“愚乐”的危机。
第四,传播渠道的广泛化。
大众传播媒介和新兴媒介在文化工业时代发挥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在文化工业时代,大众文化以传统媒介为依托,凭借融合现代技术的现代传播媒介,在传播空间和速度、影响范围、艺术产品的流通渠道以及受众群体的数量等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文化艺术产品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和通讯网络的整合传播,迅速快捷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其广泛影响已经无处不在,随时随地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在大众传媒强大效果的带动下,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构成要件。因此,借助大众传媒的威力,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毫无疑问成为人类历史上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形式。
当然,在大众传媒强大传播威力和广泛传播效果的背后,也存在着传播媒介的霸权和暴力隐患。有学者将葛兰西提出的媒介霸权理论阐释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大众媒介被视为受社会统治阶级控制、帮助那个阶级控制社会其他人的工具。”[2]其实,这种媒介霸权在现代社会更多地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和各种观念的单向灌输。媒介暴力问题,一方面是指大众传媒传播暴力、色情等内容,用强烈的感官冲击刺激和引导受众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指媒介本身的暴力,现代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大众媒介所包围和控制,在媒介信息泛滥和充斥的环境中,“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在凭借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3]大众已然遭受着丧失个体主观判断力和辨别能力的威胁。
第五,艺术环境的多元化。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经历着分分合合的发展历程,随着文化工业时代艺术产品的通俗化转向,对于艺术和艺术门类的界定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不断涌现出新兴的艺术种类,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波普艺术、现成品艺术、网络艺术等已经完全打破了艺术门类原有的界限逐步走向整合化、多元化和交融化,艺术呈现出泛化的空前繁荣的景象。
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我国民族艺术和传统文化的界限被全球化所向披靡的势头所打破,具有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从创作、技巧、理论批评、风格、流派等各方面都沾染了西方的气息,中西方文化艺术增进了交流和对话,力求向世界靠拢、与国际接轨。但是,在看似融洽的对话局面中,我们必须警惕的事实是,全球化趋势存在着文化殖民的潜在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一次新的文化艺术范围内的“殖民运动”,从风靡全球的摇滚乐、牛仔裤、可口可乐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品牌就足以见出,全球化的背后,部分发达国家作为文化输出国占据着不可逆转的绝对优势,而其他国家仅仅只是招架和被动地全盘接受。因此,对于借助各种媒介渠道一拥而入的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加以清醒地鉴别和取舍,在尊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有效地沟通和存留,这样才能够在全球化大潮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从而避免被完全淹没的危险。
只有在保持清醒和独立的前提之下来反观文化工业时代之下的我国艺术生态环境的内外部特征,动态地把握艺术生态在文化工业背景之下产生的变化,准确认识到特定时代我国艺术生态呈现出的本质特征,合理把握和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便捷渠道和广泛影响,才能够真正保证我国文化艺术步入长足发展的良性轨道,并对今后艺术生态领域内的新问题和新变化的研究产生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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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是现代社会标志性的革命成果,是通过当下的科技手段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不仅创造了现代化的教育方式,更创造了现代化的教育观。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内容正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而创新,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网络文化凭借着丰富而又全面快速的文化信息影响着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网络文化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衍生并传播着一些负面的信息,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诱导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因此,网络文化的发展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网络文化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也有着很高的覆盖面,让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获得大量信息,了解最新的时事新闻,最前卫的文化思想,也可以对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进行改良变迁,从而使大学生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的提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转变为互补与补充的作用。
(一)网络文化为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素养提供了动力。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快速更新与发展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其通过多媒体技术让单纯的图片、声音完美的结合,构造出一幅幅形象的画面,让高校学生有着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精彩而完美的展现在学生眼前,让大学生群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主体。与此同时,网络文化凭借着多种多样的传播渠道引导着高校学生,这让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无可比拟。
(二)网络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它不但为高校学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信息,同时也为高校学生带来了沟通上的方便,由此出发,介于网络文化的交互性、隐蔽性和开放性,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有利于高校师生之间进行双向交流。网络文化的隐蔽性和开放性往往可以促进高校学生坦率的去吐露真心,将自己的见解、情感以及诉求真实而有力的吐槽出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观察及了解学生的这些诉求,借助网络工具进行交流引导,在沟通中鼓励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有针对性的对那些消极而悲观的思想状况进行疏导,及时了解与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和关心的问题,从而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联系的实时性和高效性。
(一)网络文化的发展是对高校主流文化的一种挑战。网络文化的发展丰富了高校学生与外界联系沟通的路径,是校园文化变得更加有趣充实,而网络世界的绚烂多彩极大地诱惑着高校学子的好奇心,这种无拘无束的网络文化满足着高校学子的各种兴趣和爱好。从而导致传统校园主流文化的内容和传承的载体受到极大地冲击,加之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掺合,使得东西方文化进一步融合,高校校园主流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受到从未有过的威胁。因此,高校学子对网络文化的支持与参与同网络文化对高校学子思想政治状况形成冲突,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二)网络文化的发展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观念、行为价值取向的一种挑战。网络文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时空概念,让传统意义中空间和时间所涵盖的文化、经济、政治概念发生转变与偏移。西方意识形态与西方社会价值观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极大地冲击,同时也对我国高校社会主义德育观念产生极大地影响。导致高校学子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懈怠,以及在道德观念上和行为规范上产生懈怠。同时,网络文化的虚拟性与现实生活形成鲜明的差别,让高校学子沉溺于网络文化,而网络文化中不健康思想的趁机而入,让缺乏自律性的学子对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冲击,从而导致高校学子的社会意识、集体意识下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极大的挑战。
(一)从思想上疏导大学生对网络文化的认识。当代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思想活跃,有着较强接受力的群体,对社会新事物、新思想充满着好奇心。随着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新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凭借着各种媒介的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要从根源上认识到新时代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信息化与现代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领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让高校学子从思想上去认识区分网络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学会如何汲取网络文化中积极向上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也要学会在新时代的大环境中探索和学习。
(二)借助网络文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同网络文化有效的结合起来,探索发现适合现代教育模式的授课方式方法,让高校学子在不排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很好的汲取现代网络文化,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把新时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结合网络文化推广到高校学生群体中去,从而有效的减少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被网络文化阵地侵占或者取代的危险。
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网络文化的丰富性与实时性对于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网络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加强对大学生正面思想的引导与构建新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既有着良好的机遇,也带来了许多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引导的同时也要加强学习,主动的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开展富有成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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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经验性文化模式向理性文化模式迈进的文化转型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过程,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三个阶段即文化危机、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同步的演进过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意蕴在于透过对文化危机现象的反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对当代多元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以文化(整合)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推进民族文化模式的现代转型,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双重使命。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试论文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本文依托这一时代背景,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文化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价值以及文化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路径三个方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文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到关乎国家民族兴亡的战略高度,提出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自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概念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有了众说纷纭的认识。笔者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为背景,从文化视角中阐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路径。
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特征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使之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课题。”[1]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概念展开了不同层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以下三种观点,曹泳鑫从领导者的角度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充满时代气息,不因时代的发展而丧失生命力。[2]同时,袁银传从发展的层面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说“新话”、“实话”,而不是说“旧话”、“老话”、“假话”、“大话”、“空话”,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规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3]最后,刘新如从时代的角度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发展结合起来,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使之能够适应时代需要,引领时代潮流。[4]
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我认为从文化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两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实践的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带有民族特色。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5]94时代化是一个普遍的、全球的概念,它是超越国家地域的。但是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在发展进程中又存在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化的过程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时代的潮流中向前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二是用时代文化、时代精神指导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一种精神财富,它是时代精神、时代特征的标志,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更新。用时代精神指导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更加紧密,与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环境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文化相互融合,以开放的眼光吸收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先进的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使社会发展的底蕴增强,发展的环境优化,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不可动摇的根基,也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的价值更为重要。
(一)适应全球化发展,在文化视野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了。” [6] 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而时代化就“要对世界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解释,并揭示发展的大趋势和规律,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强大生命。” [7]但是,时代化作为一个过程,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国家民族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有所差异,因而不可避免的会与其它民族的文化产生冲突或受到不同国家民族的影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化中受到层次不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国情。对于一些超越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科学技术以及先进社会管理制度等,如果贸然加快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必然脱离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相反,对于那些滞后与我国发展进程的技术、方法及管理制度,如果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中放慢自己的步伐来适应其发展,也必然会阻碍我国的发展进程。这些都是导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和谐发展。
(二)强化主流价值观,在文化视野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长远发展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发展的理论,它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变化发展的。但是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当前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拜金主义、功力主义等社会思潮,直接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使主流社会形态边缘化。实际上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危机。据2009年12月,《人民论坛》“千人调查组”特别策划的题为“未来10年10大挑战”的大型社会调查,经过对8128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被列为中国未来10年的10大严峻挑战之一。[8]
按照调查策划者的意图,主流价值观边缘化是指由党和国家倡导和执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及多元价值观的冲击,而使其丧失主流地位的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今已经有160多年了,虽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一直存在,但至今马克思主义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与时代紧密结合,实现时代化。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赋予民族文化科学内涵,也使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使整个民族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永续发展。
(三)深化以人为本,在文化视野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平衡发展
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日起就以以人本思想为其奋斗目标,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初期也曾出现过以物为本,比如近代中国长期的战争使经济建设成为仅次与战争的重要任务之一,但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并且为我国取得战争胜利、战后经济恢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一直保持着以物为本,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转为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思潮不断泛滥,与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产生冲突。在目前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许多人盲目的崇尚金钱以物为本,以自我价值实现为目标,把以人为本视为无法实现的理想世界。这些是没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没有透彻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优秀的传统的文化相融合,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坚实基础,从而给那些以物为本的拜金主义可乘之机。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中深化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必须要强化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人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充当着不同历史角色,但是随着马克思诞生及其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人本思想以共同的契机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软实力”,它以坚实的基础、不竭的动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并不断丰富、完善其内涵。
(一)秉承优秀传统文化,提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基础
任何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的文明成果,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源泉。民族传统文化可以强化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更要秉承民族文化。要把民族文化贯穿到当代生活中,使广大人民把对传统文化感性的认知上升为理性的认同。十七届五中全会更是把文化发展提上日程,而传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传统文化的发展最为主要的就是通过多渠道弘扬传统文化,通过文化认同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奠定好基础。
一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要有一套完整的机制;因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会有面临各种挑战,而传统文化自身具有历史性,所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筛选机制,要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优秀文化,以规范的方式传承,增强认同感,提高凝聚力,巩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基础。
二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要有延续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必须是一个过程,这样可以保持传统文化的有序发展,在无形中形成强大的思想基础,也将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当前多远化思想的影响中,以牢固的基础保持正确的方向。三是要积极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浮躁已成为当代人民的典型心理特征,而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邃的文化积淀,其理解和运用难度大,因而经常被人们所忽视或遗忘,或是被人们所误解其现实价值,但是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巨大的,所以要准确宣传传统文化价值和品位传统文化的方式。
(二)创新先进时代文化,增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动力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是党不断完善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而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为了满足时代发展对人提出的新要求,必须丰富和发展文化。徐宗华在《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维度》中指出文化的意义与目的是“化人”,即是人的本质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5]104在时代文化的视域中增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一是拓宽文化内涵。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仅仅局限与精神层面,其实物质财富也是文化。物质财富可以之间或间接的丰富文化和反应文化。只有正确认识文化内涵,才能博采众长,并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以创新文化、发展文化,促进社会发展;二是发挥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文化思想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定会在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三是要过大文化投入。国家的支持将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定会激起全国人民进行文化创新的热潮。我认为在文化的投入中尤其要增加教育的拖入,因为教育既是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文化的创新者,而受教育者将是时代的引领者,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拖入定能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文化的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迎着文化发展的春风驶向未来。
(三)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完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内涵
全球化把世界紧密联系到一起,而各民族文化也相互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全球化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各民族具有特殊性,但是只要把握我们发展的主流,对世界文化择其善者而用之,定能丰富我们民族文化主体,拓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内涵。对世界文化的兼容,一是要秉持张弛有度、为我所用的原则。我们要抛开意识形态差异的偏见,理性的对待世界优秀文化,把文化吸收上升到一定高度,只要能促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丰富人民生活的都可以为我所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急功近利、盲目的照搬其他民族的文化。二是要寻求联系、把握不同文化的结合点。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在多样文化中我们要善于发掘不同文化的精髓,把握他们的联系,寻求适合本民族发展的文化两点。并要把握时机推动世界优秀文化转化为适合本民族发展的优秀文化。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要始终保持动态的过程,把完善文化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不变的主题。三是要创造环境、共创繁荣。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吸收,既可以“走出去”,在世界开创一个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环境,比如今年来中国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先后成功举办了文化年;也可以“引进来”,在国内为世界文化开创一个具有中国风格的舞台,比如2011年2月10日在中国驻澳使馆举办的“中国文化年”等等,这些文化的交流虽然有差异,但是都不同程度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国而言,为吸收、学习了世界优秀文化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不断演化、不断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每一次发展都是对当时的时代精神、时代特征的深化。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价值以及其发展路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充分利用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的作用将会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开创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4.
[2] 曹泳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J].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究,2010,(1).
[3] 袁银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命题解析[J].思想理论研究,2010,(11).
[4] 刘新如: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札记[N].解放军报, 2010-11-10.
[5] 徐宗华:现代化的马克思文化维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7] 顾钰民: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若干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0).
[8] 李德顺:价值观的“主流”与“边缘”[J].人民论坛,201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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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讲仁爱,即待人要讲爱人之心。儒家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说“爱利人之亲”。“仁”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忠人之事、宽恕为怀等,充满人文主义情怀。二是“重民本”,即执政要重视“以民为本”,因为“民为邦本”。“民本”的理念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民为君之本。所谓“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的相背决定执政者的宝座。二是民为官之本。所谓“吏”者,“民之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就是官员是人民雇来为其服务的公仆,你拿人民的薪水,怎能不思报答,好好为人民服务?三是民为国之本。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重社稷必爱百姓也”。三是“守诚信”,是讲做人要恪守诚信的底线。诚信是为人之本、立国之本。孔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守之以信,守之以礼”。四是“崇正义”,要求社会主持公平正义,照顾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周武王曾向殷朝老臣箕子讨教治国大法,箕子的建议是推行中正公平之道,“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就是天下长治久安的“王道”。五是“尚和合”,就是在正视事物之间差异和矛盾的基础上,尊重差异、协调矛盾。《周易•系辞》中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论语》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合思想为保证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今天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六是“求大同”,即追求“天下为公”、“民胞吾与”的“大同”社会理想。《礼记》描述这种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党的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倡导”“,三个倡导”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借鉴了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民本”、“以和为贵”等思想。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借鉴了儒家“天人合一”、“崇正义”、“隆礼重法”思想。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了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具有“仁、义、礼、智、信”五方面的品质,中心重在人的品格的培养、精神的塑造。这些无疑是我国古代关于人自身发展方面的精髓,至今也具有积极的教育和指导意义。在当今社会,一些不良社会现象有悖于优秀传统文化。如:古语讲,“俭以养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奢侈浪费、奢靡之风还屡禁不止。又如: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应该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根本,但毒奶粉、地沟油、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一些领域的诚信缺失现象仍然存在。再如: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但重利忘义、金钱至上、不尽孝道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当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儒家的人文情怀对于消融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无疑是一剂良药。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同时也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之中。“小康”一词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形容社会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的社会状态。正如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所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在《周易•系辞下》有这样一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吕氏春秋》中有“时移世易,变法宜矣”,意思是在面临不能发展的局面时,必须改变现状,进行变革,事物才能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出现的一系列瓶颈和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以传统文化中“变”的精神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思维,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因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法治”观念存在,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便十分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认为“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他认为治国之道重在用法律来禁止作恶,因此要重视执法用法。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相关的论述,为执政党建设提供滋养。《大学》云,“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习型政党建设对应着“格物致知”的过程“;正心诚意”则对应着党面向人民的逐步民主化进程;而“修身齐家”更对应着“严于律己”的德政措施。《论语》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优秀的为政者无不重视自身道德修养和品质历练,好的德政会让更多人才自发地支持党的事业发展,起到凝聚党心民心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宝贵财富,只有大力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夯实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和睦的精神纽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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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文化系统中,人本管理贯穿里外,表现于各个层面。它的形成与深化,不仅关系到“企业文化肌体“的强健,而且也是企业工作的根本。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企业文化战略制胜时代悄然到来》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企业文化战略在经营管理的各个要素中起支配作用
企业文化战略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企业全局和长久的发展
企业文化战略具有极大的导向激励约束辐射效应,深刻影响着企业活动各方面
——企业文化战略在企业战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作为一种关键的超职能战略,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是取得全员共识的价值观,经营哲学、管理原则,行为规范和企业风尚,并不断积累、完善,是用以指导企业长期发展的长远性方略。
企业文化战略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超一流的公司,大都有这样的特征:超大规模、管理精妙、持续变革、成本低廉、创意无限、至诚服务。靠什么做到这些呢?那就是员工自觉。他们的共性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喜欢,勤奋。为什么呢7答案还是自觉——只有来自文化的力量才能使人自觉,而文化的聚拢,不仅使人自觉,而且还会形成约束性和选择性的团队氛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群聚效应就是文化判断、选择以后的聚集,这是文化积累,文明形成的普遍机制。
福特公司在1920年为企业树立的长期目标是“普及汽车——为平民造车”,而核心价值观是“汽车使每个家庭分享上帝赐予人类的快乐时光”。SONY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树立的长期目标是成为世界著名企业,以改变全世界对日本产品的不良印象。这种企业文化的信念导向让企业找到了持久不懈的精神动力,它们是典型的信念导向型的文化模型。
杰克·韦尔奇曾在通用电气全力推行文化战略,他认为文化可以管理的效能,使通用连续5年居《财富》杂志综合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一。他在公司也只讲文化与战略,其余的让副手们去干。张瑞敏在海尔移植了时间、质量、执行、服务、竞争,市场链、流程再造等西方理念和管理概念,对外”真诚到永远”,对内以“产业报国、追求卓越”为动力,并注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东方智慧,使海尔人认同海尔文化风尚,并成为自觉传统。海尔SBU文化如能成功,其竞争力将非同小可。
杰克·韦尔奇曾在2004年7月,在上海对复兴实业董事长郭广昌说,预测3年后的企业是可笑的,傻子和疯子才预测十年后的市场。但是企业文化战略已经到了大量运用战术和工具的实施阶段。大公司在战略管理、市场分析、竞争、兼并、跨行业发展时,一方面保持和稳定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不断调整文化战略。思科,宝洁、惠普、可口可乐都希望公司的文化准确、清晰、系统,全面地支持公司战略。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灵活性和稳定性的统一。
中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化战略之路
绩效是企业文化的结果,制度是企业文化的外化,精神是企业文化的内核。文化战略制胜的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文化战略就是明天经济制胜的保证。近年来,国内企业都开始重视企业文化,各所有制、各地区、各行业,不同历史、不同规模的企业都着手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推行企业文化战略,实施企业文化工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推行广度和力度。突出表现为,在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关心绩效,考评等逐渐转向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据近期江西省有关部门对该省107家企业进行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80%以上该省企业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而且道德因素最受企业家重视,企业家们普遍认为,提升企业的诚信度以及员工的整体道德水平是企业文化建设中首当其冲的重要环节。在所调查的企业中,只有7.48%的被调查企业承认没有进行企业文化建设。
如此高比例的企业重视企业文化,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企业开始从主要注重短期利益向重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反映了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做久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企业家对管理的认识开始由技术层面走向制度、精神层面,开始关注文化管理,这是一个巨大进步。
现在,很多企业已经不再把企业文化仅仅当作权宜之策,而是将其看作既是手段、工具,也是安身立命的根基,纷纷建立企业文化的决策、导向、推进、运行系统。不少企业成立以一把手为中心的企业文化战略委员会,成立企业文化职能部门,完善企业文化体系,大力推行文化战略,系统化地推行企业文化建设。值得一提的是,相当多的企业开始重视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为企业注魂炼魄,为企业持续发展寻找可靠的动力之源。这反映了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不断走向深入。
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培育出了“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海尔文化”、“万科文化”等企业精神和文化,体现了积极进取、团结奉献。产业报国、振兴中华的主旋律和核心价值观,为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企业从战略高度认识到转变企业经营理念的重要性,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和经营方式,逐步树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值观,提炼和培育了具有时代气息和各具特色的经营战略、宗旨和理念,丰富了企业文化的内涵,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驱动力。例如娃哈哈的“家文化”,将中国革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文化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正确理解和处理了小家、大家、国家的关系,使得娃哈哈”家”文化紧扣时代脉膊,紧密结合企业实际,符合“三个代表”的思想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优秀企业文化的时代性、先进性和有效性。
我们看到,企业文化建设涌现出许多创新方法,表现出企业文化实践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上海大众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融合中德合资双方文化传统,创造性地将党组织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以党组织作为企业文化工程的第一推动力。以至于大众的德国人员经常说,在上海大众,有问题就找党委。上海大众秉承上汽集团的价值观内涵,逐渐形成了“追求卓越,永争第一”的核心价值观和独特的企业文化体系,并将企业文化融入组织变革、制度创新、管理实践之中。
”向顾客提供最好的大众车和最好的服务,保持上海大众在中国轿车市场领先地位”,上海大众的文化理念,正转变成优质产品、服务和巨额财富,成为中国企业跨文化管理和文化整合的典范。
许多企业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是个大的系统工程,把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相结合,让企业文化体系与整体战略和管理系统相匹配。这就把制度刚性化与管理人性化相结合,将企业精神、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动,渗透到管理过程的细节之中,有效规范了管理,增强了战略执行力。辽河油田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职工素质为企业文化建设目标,文化理念受到职工高度认同,成为企业的共同愿景,使企业文化完全融入管理方式之中,使企业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
当前,企业的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式外延增长为主向集约式内涵增长为主转换,管理方式也由粗放管理向精细管理转变,从偏重实物资产走向重视文化和精神资产转变,实现了中国企业发展理念的新跨越。
企业文化战略的持续性
曾经有人认为:小型企业靠营销,中型企业靠管 理,大型企业靠企业文化。似乎只有大企业才能理解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企业家最清楚:那种自然萌发的文化发育和长久酝酿的文化攻略有时候会取得相似的效果,但正像打仗一样,一个没有长期发展战略的企业就像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战役,最后注定要失败。所以,像柳传志当年不做汉卡做“贸工技”,像张瑞敏20世纪90年代做“海尔工业园”,现在看来无疑都是联想和海尔能走到今天关键的一步。企业的行为来自于企业愿景、使命和价值取向。
很多企业家不担心没钱,也不担心没人,更不担心业务,却为他离开一段时间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稳定运转而担忧,为企业成长后的持续发展而发愁,这是国内很多企业非常典型的困惑。倪润峰几进几退,科龙频繁换帅,甚至褚时健“能否复出“成为人们争议的话题。中国企业“缺后”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反思。
诚然有多种原因,但不能否认文化战略的缺失。公司缺了一脉相承的价值观念,内部也就缺乏基本一致的思维方式,缺乏规范的自觉行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之所以在全世界倍受推崇,其关键就在于”以人取胜”,在世界500强企业里,就有170多位CEO是从通用出来的。外界评价它有用不完的CEO和备用CEO,是CEO摇篮。其前任CEO韦尔奇在被问及为何六十岁就要退休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已经在公司干了20年,我的成就取决于继任者在未来20年发展的如何,我有很好的团队,把我这样的老头踢出去,他们才能做好自己的事。”
从根本上说,如果公司的控制和驱动力仍然以利益为主,员工、公司和社会在对立中互动。这样的公司,是很难持久发展的。公司一旦遇到冲击,如市场巨变,或利润下降或劳资纠纷……发展就会停止,甚至可能倒闭。
有一个普遍现象,国内几乎所有的好企业都把主要精力放到做外部市场上。做市场是好事,但如果没有内部支撑是靠不住的。国内市场非理性的成分多一些,这就使一些中国企业热衷于刺激人们的非理性需求。
不少企业要么是将老板“神化”,要么做一些外在的文化活动。这两种做法都可能背离核心价值观,为什么公司愿景与核心价值观会构成企业持续的重要源泉?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学习型组织提出者彼德森有过一句话:许多企业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愿景,但是这些个人愿景却从来没有转化为大家共同的愿景进入组织的血液。也许企业家会经常为员工大讲“公司的伟大远景”,但问题是,企业家没有致力于去建立去实施这些愿景战略的业务管理系统,结果是企业的经营成了一场大家跟着他跑的马拉松。
近年来,多种机构和组织都在探讨企业文化理论和战略。一些大规模,竞争型的公司还应用企业文化战略理论。但是大多数公司没有充分地把握文化战略及其作用,甚至对文化与战略的内在脉络的认识不充分。在有些人看来,文化知识是公司高水平管理的一种标识,或是公司的一种氛围或宣传,不少人将文化误解为文娱活动。
企业要获得持续发展,其战略基础必须是员工,公司和社会三者的需要趋向高度一致。譬如一家保险公司,化险为夷是该公司最重要的文化核心。员工,公司和社会成员都会在化险为夷上聚焦并演化成文化,然后,员工自觉认同这一文化,成为自己核心价值的一部分,企业以此为指南,规范公司的经营和服务,并完善和推动这一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报酬,使员工,公司和社会的需要从根本上统一起来,并互相推动。由于文化是普遍自觉的观念系统,一旦形成认同,就会有压倒优势,文化推导的结果,会使公司的战略目标成为员工、公司和社会的共识,公司持续发展自然而然。
花旗银行1915年树立愿景:“成为并永远是世界最强大,服务最好,地域最广的金融机构”。花旗银行目前的行业地位和运行机制,会使人想起福尔摩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不是我们站在那里,而是我们要朝哪个方向走”。
之所以需要核心价值观作为员工长期激励的动力,原因在于只有价值观才能提供超越时空的力量。我们可以去品味摩托罗拉的核心价值观:保持高尚的操守,对人永远的尊重。
企业文化战略与企业战略的一致性
不同的战略会要求不同的企业文化,不同的企业文化模式会对同一战略提供不同的支持。所以,选择与企业战略相匹配的文化模式是企业文化战略的基本思想。从这一意义出发,企业文化战略目标可以界定为:建立与企业战略相匹配,并能支持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文化。
英国有家公司曾用100万英镑修改其标志,该公司的负责人认为,标志必须表现企业的理念,标志必须体现企业富于进取的理念以及富有凝聚力的理念。他说:“这个建设系统是为了将新收购到的公司融入原来的公司结构中。这是一种新的建设类型,一项要在150个国家内执行的战略。”这个历史的转折,是公司发展壮大、呈现集团化,国际化的重要时期。这就说明,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是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要随企业战略的变化而变化。
2001年,美国Enron(安然)公司因做假账,被迫宣布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丑闻,Enron公司股东和员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被送进监狱。管理学家再次在企业文化上寻找到了Enron公司破产的原因。90年代末期,业务上的成功和华尔街的吹捧,使Enron公司开始变得自高自大。Enron公司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其充满竞争、强调个人业绩的企业文化战略曾是其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随着环境的变化,Enron公司没有及时发现竞争压力导致的造假问题,没有采取适当的约束机制,没有有效地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定式,最终导致了企业的破产。
一旦企业文化出现了病态,企业必须及时加以改进,以防这种不良的企业文化侵蚀到企业的方方面面。
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约翰科特指出,病态企业文化现象有:
经理们的自命不凡,夸夸其谈;
长期受传统企业文化的影响,回避外界的抗议和反对;
缺乏突出的领导才能,偏重稳定;
企业价值观定位失误;
组织内部缺少沟通;
企业内部激励机制落后;
企业经营战略已经调整,但企业文化并未进行变革等。
企业文化战略的类型很多,但企业究竟选择哪一种战略合适,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对企业内外部因素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再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当前,国际著名的企业普遍采用的企业形象战略和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都是以“文化力”推动企业发展的积极尝试。这些尝试已经给企业带来了有形的无形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效益,成为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之源和智慧之源,充分显示了“文化力”对企业成长的巨大作用。当代企业文化战略的建设构筑的目的就在于为企业发展塑造强有力的文化战略和文化优势,开发企业的“文化力”。
实施企业文化战略的关键脉络
企业文化战略必须站得高,看得远,能够为企业找出路、出奇招,使其具有更深邃的目光,更长远的考虑,而不仅仅盯着眼前利益。要帮助企业从生产、 销售到管理赢得全面的胜利,要服务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同时也要回应更深层次的文化竞争的挑战。因此,企业文化必须是高屋建瓴的——
再造灵魂工程。这是企业文化战略的核心战略之一;这也是企业文化战略中最为困难的战略之一。“灵魂工程”是居于企业文化核心位置的“企业价值观”。观念支配和驾驭着人的行动,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体系,就好比在企业大脑里存放了一张地图,可以出行不迷,方向正确,并牵动企业全身,迅速产生效用。同时,在企业内确立新型的社会导向经营理念和顾客导向经营理念,以顾客驱动为经营原则,以“环保——绿色——公益”为特色,企业才能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昌盛。
加强人本管理。人本管理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当人的管理,是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管理。在企业文化系统中,人本管理贯穿里外,表现于各个层面。它的形成与深化,不仅关系到“企业文化肌体“的强健,而且也是企业工作的根本。摩托罗拉把人本主义作为全球文化战略的基点,摩托罗拉作为跨国公司,面对多元的文化,在制定自己的战略时既不固执于自己的文化,也不盲从他国的文化,公司始终认为,多元化是一种积极的工具,将企业伦理的见解应用于国际商务管理,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妥善处理文化的多样性。
培养接班人。对企业文化追求的动力,与企业财力增长成正比。企业文化战略是个系统工程,是长期培养的结果。它不是工具,拿来就能用。延续企业文化挑选相近的接班人,才能与时俱进。所有知名企业家都会在相当长时间内考察其继任者的做事方式,人格力量、思想体系,以便企业文化能够得到保持和发展。企业文化是企业里管理成本最低。效用最持久,而又最难发挥效益的东西!
力推创新观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企业又是创新的主体。因此,企业应该广泛开展创新,实现产品创新、工艺及生产方式创新、市场创新、资源供给创新、组织与管理创新:企业更要全力支持创新,实现以机制促创新,以科技托创新、以气氛生创新、以学习援创新。在“创新非常感”的带动下,通过丰富的创新实践创造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创新文化。
创建学习型企业。彼得·圣吉有一句话:“企业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好更快。”未来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把企业变成学习性组织。学习型组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由学习型团队形成社群,有着崇高而正确的核心价值、信念与使命,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和实现梦想的共同力量,不断创新,持续蜕变。
上述六大企业文化战略的脉络,符合时代的人文要求和国家战略,符合“创新文化”、“发展文化”的要求,并连接企业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众所向往的新文化。只要善于构造,特有的企业文化就可以成为一种无人能够取代的,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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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三国演义》里将关羽塑造成为一个忠义仁勇的武将形象,出场时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打造兵器后参加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而后虽然与刘备东奔西走,颠沛流离,但仍能斩将杀敌,大显神威。在传统戏曲中,关羽属于”生“角,脸谱也非常有特色,面生七痣,眉心中间三粒,鼻子左右各两粒;七粒朱砂痣,红似点血,因此显得格外威风。以关羽为主要角色的京剧故事有《斩熊虎》、《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虎牢关》、《屯土山》、《月下斩貂蝉》、《过五关》等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神明崇拜指由官方和民间组织、个人举行的对神明的崇把、礼拜等仪式行为。对于神明崇拜象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研究者多从历时、共时的角度强调这种仪式行为及相关神话、象征在时(不同时期)、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方面展现的不连续的形态。他们强调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崇拜诸神的实用功利动机不同,对诸神象征的没释也不同。华琛(James L.Watson)对天后的研究,即认为女神天后貌似统一的象征性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不同社会组织之崇拜天后的重大差异。。过分强调崇拜者的实用功利,有将宗教史研究减化、归结为心理学研究的危险。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 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
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
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 —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
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至《演义》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⑥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
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文化史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认为,1792—1832年间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出现,是对政治经济压力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是对统治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而是受到一个更长远的“道德文化”或者“小传统”的影响的。⑥笔者引出汤氏的观点,并不是要重申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本文对关羽崇拜发展过程的分析,也并非想强调民间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
事实并不那么简单。象宋元民间文化塑造的关羽形象,虽然对于明清时期的官方崇拜有很大的影响,但假如宋元讲史和演戏传统在塑造关羽形象时没有吸收正统的忠义观,那么它的影响力或许会大打折扣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或者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单向的流动,正如俄国中古史学家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对欧洲中古前期和盛期民间文化所作的精辟分析和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Carlo Ginzburg)对一桩异端审判的研究中显示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实际上有循环往复、互相影响的关系。
由官方、民间的关羽崇拜和民间文化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我们还注意到传统创造的问题。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或快或慢的创造过程,不同时代都有自身创造的传统。不同的传统,变化的节奏不尽相同。有的节奏较快,阶段性较明显(如官方的关羽崇拜),有的则比较缓慢,并且在交替过程中出现交叉,阶段性不明确(如关羽的民间形象)。正如关羽形象的发展中显示的,在传统创造、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连续性,亦有变异性,传统本身往往就是由新旧因素层层累积叠加而成。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正统文化与地方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时,不能将文化传统视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要在动态的过程和具体的环境中去把握各种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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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越来越高,群众文化活动属于精神文明需求中的一种,指的是人们在工作闲暇之余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开展的具有艺术性的活动,其功能较多,可以通过群众文化活动进行自我教育、学习,其具有明显的时代价值特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群众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将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加强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将有助于建立社会文化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本文通过介绍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对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进行分析,并且探讨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创新途径,从而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的作用,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群众文化活动 时代价值 管理创新
我国的社会经济实力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的密切,文化实力的提升关系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群众文化活动是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群众文化活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泛。群众文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其活动有着时代价值,因此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将其文化管理不断的创新,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文化的重要作用,有效的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群众文化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民间文化,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群众文化事业中最重要的表现行为就是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是人民群众,可以说人民群众是群众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与很多文化类型相比较,群众文化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性非常强。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范围非常广泛,不受很多条件的约束,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开展非常的顺利、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范围广,因此,群众文化活动对于群众文化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公共文化的建设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群众文化是将人民大众和社会文化进行有效地结合,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融入到活动中,大力倡导我国的群众文化,发展群众文化事业,进而大力发展社会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群众文化活动的展现形式有很多种,比如文化演出、大合唱等,从多元化角度展现出群众文化活动的魅力。群众文化活动的大力开展能够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同时也能够很好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1.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经济水平快速的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在我国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的前提下,人员流动性非常的大,对其管理难度也相对的加大了。群众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它不受这些条件的限制,人民群众根据自身的特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随意的选择参加活动的方式,融入到其中。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也变得非常大,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而群众文化活动的举办正是为人民群众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增进人们之间交流的机会,增加人们之间的感情,同时帮助人们缓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同时,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和热情度,充分的发挥了自身的优势,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教育的脚步。
2.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有助于提升社会管理工作
社会管理工作和群众文化活动之间有共同点,就是它们的对象都是人民群众,都是依照以人为本的原则,来开展一系列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加大了社会管理工作的强度。社会管理工作的范围变大,就意味着社会管理工作需要承受巨大的挑战,因此,可以将群众文化融入到管理当中,全面提高社会管理工作。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提高群众的凝聚力,提升爱党的意识,充分的调动人们的热情,全方面的提高社会的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积极的参加到群众文化活动中,在群众文化活动中,人民群众展现出自我的价值,更加体现出群众文化活动的社会价值。
3.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有助于传承历史文化
人民群众积极的参加到群众文化活动当中,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还能开阔人们的视野,全方面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群众文化活动有助于传承历史文化,对社会文化的传递和推广有着很积极的作用。群众文化有着很显著的地域性质,通过群众文化活动可以展现出每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和精神面貌,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人们通过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展现出了当地的文化,很好的传播了当地的地域特色,这些非物质财富是非常宝贵的。因此,人民群众在参加群众文化活动时,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传承历史的文化。
1.创新群众文化的组织形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快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的组织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目前,人们的生活环境各有所不同,他们对于群众文化活动的认知程度也有所不同。要想满足不同人群对于文化的需求,必须通过多元化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群众文化的宣传。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要根据当地的特色来创新组织形式,吸引人民群众的眼光,充分的调动人们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热情,使群众文化活动可以走进不同的人群。
2.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内涵
要想使群众文化活动可以起到好的效果,必须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内涵,使群众文化活动的内涵可以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中,要在社会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融入民族特色,充分的调动人们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
3.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体制
目前,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体制相对比较落后,使得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要想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体制,需要对其管理理念进行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文化管理理念,结合我国文化发展的特点,将二者有效的进行融合。同时,还要对群众文化活动中的管理进行分析,将其缺点进行完善,逐步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体制,全方面的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进步。政府相关部门也要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完善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制度,使群众文化活动在社会中起到很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群众文化活动对于推进群众文化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大的帮助。因此,完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能够有效的缓解人们的压力,还能够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更加能够展现出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1]韩永斌.浅谈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J].创新管理,2014(12)
[2]王芳.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J].鸭绿江,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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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煤炭企业企业文化再造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是理念的竞争。煤炭企业作为传统型企业要想更好的取得竞争优势、战胜竞争对手,必须对其企业文化实施再造。论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
2l世纪人类经济形态已经进入了以知识、速度、创新、文化理念为根本特征的新经济模式。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能力,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途径,是一种为企业生成价值的重要来源。一个企业要打造具有自己独特优势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理念,就必须要从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着手,培养具有个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管理是新世纪重要的企业管理模式。煤炭行业作为能源基础性行业,其作用和地位不容质疑。不久前国家为了力促煤炭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历史和现时的一些因素积淀,煤炭企业发展遇到许多困难与挑战。煤炭企业正经过着历史性转化过程:即从“制度+控制”型转变成为“学习+激励”型。最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国际原油等替代性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煤炭行业的形势开始出现好转。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煤炭企业必须牢牢抓住时机、适时掀起企业变革、塑造新型企业文化,推动整个煤炭行业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化发展。
l企业文化理念的产生与实质
企业文化理念的产生源自美日两国不同管理模式的比较。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并在各个领域与世界经济第一的美国展开强有力的竞争。美国学界在惊呼“狼来了”的同时,分析思考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其“管理软件——文化因素”的成功。从1981年到1982年间美国管理学界连续推出了四部重要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战略家的头脑——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企业文化》、《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系统精辟的分析构成了企业文化这一新的理论系统,标志着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一般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是激发企业员工积极性的唯一源动力。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为企业职工提供了一种共同意识,以及日常行为的指导方针。企业文化通过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意识观念,说服、感染、诱导、约束企业成员,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把全体职工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煤炭企业文化以往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1文化观念陈旧、思维模式定化
由于地理条件和作业环境限制等原因,煤炭企业矿区一般都远在与城市市区相隔较远的郊区或野外。因此煤炭企业难以接受到外部最新的信息,思维模式容易固化。而思想的僵化又往往就是企业文化再造最大的敌人: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安于现状,害怕变革、不愿变革,使得企业的改革发展创新的尝试只是“换汤不换药”,难以从根本上起到引领企业发展思路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2.2企业领导层不理解或企业文化意识淡薄
众所周知,目前煤炭企业占相对多数的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很多的领导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的选择产生,而是直接由上级安排任命。这其中虽然有很多有志于改变企业落后面貌的领导者,但苦于对企业文化理念的不理解和认识不足。造成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不开阔,企业文化建设停留于表面。更有甚者,一些领导者认为企业文化建设是只投入,不产出的“买卖”,搞不搞对企业效益都无所助益。
2.3企业文化建设政工化、部门化
在煤炭企业调研的时候经常发现在许多企业中,将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等同或混淆两者之间的异同。实质上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炭企业建设中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通过两者有机的融合和协作,可以有效的帮助企业解决经营管理中所潜在和发生的一些问题;还有的煤炭企业将企业文化建设职能安加在工会、宣传部等部门,实际上企业文化建设是整个企业都必须共同承担的职能,而不是哪一个具体部门自己的事情,企业文化细化在企业运作流程的每一个阶段之中。
2.4企业文化建设表面化、口号化
以往煤炭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文化建设表面化、口号化。由于思想保守和员工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煤炭企业内部对企业建设的效用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经常是“热热闹闹开场,冷冷清清收场”,没有将企业文化建设真正的嵌入到企业的灵魂之中,企业文化留于表面。因此我们走进矿区经常发现是口号、标语很多;今天号召这个,明天要求哪个。没有一个有序、继承性的企业文化发展建设思路。
3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思路
3.1以“客户服务至上”为导向
由于多年来传统体制的影响,使不少煤矿至今还没有在思想上真正确立“服务至上”的思想,煤炭产品同其它产品相比虽然有自己的特性,但作为生产者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上有共同之处,如认真履行合同、定期走访用户、提高质量、扩大产品品种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等。及时了解市场动态,预测客户可能会提出什么要求,提前准备,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客户,从而大大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客户节省时间、为客户节省成本、为客户提供方便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
3.2以“以人为本”为核心
企业有价,人才无价。新经济时代中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核心生产力要素。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本,是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从过去只注重物转到重视人的基点上来,把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培养人、重视人的价值,不断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作为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如何有效的引人、留人、用人、培育人已经成为煤炭企业文化管理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企业必须充分调动资源,做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这篇大文章。
3.3以构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支撑
煤炭企业文化重塑要以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通过建立和完善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有序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的促进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科学化、制度化、明确化。为企业下一步将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的各个角落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3.4落实沟通培训和激励机制
由于煤炭企业内部传统势力强大,抗拒文化革新和消极对待文化革新的现象普遍,而且广大员工素质参差不齐、认识不一。要想在煤炭企业内部顺利开展企业文化理念革新,首先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有效沟通。解除员工对于企业文化再造的疑虑和不解,并通过具体培训的方式,使广大员工认识到企业文化再造的效用与意义所在。通过激励机制吸引和鼓励广大员工参与到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中来,实现由“企业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
3.5以绩效考核机制为约束
有时候企业传统势力过于强大,企业文化变革在企业内部寸步难行。此时为破除阻力、引进新思路,就必须果断借助绩效考核机制等强制手段,引导员工个人行为向企业希望的方向转变;新文化的引入要想真正“生根”必须有一定的强化过程,通过绩效考核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使得员工逐渐生成“习惯反射”,使得企业文化最终能够在企业内“生根发芽”。
3.6以企业与员工“双赢”为诉求
强制并不等于强迫。虽然要员工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自觉做到相统一,但不能抹杀员工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需要。长久以来,煤炭企业以“牺牲、奉献”精神为感召,而忽视了员工作为个人有自身多元化、多层次需要的现实。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是双赢的世纪,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双赢”的文化理念,只有企业和员工都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4煤炭企业文化再造的具体内容
4.1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新型企业精神
一个企业要有自己的灵魂,要有自己的追求和信仰。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中外企业无不把培育企业精神当作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根本任务,把企业精神当作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法宝,视之为企业之魂。煤炭企业要精心提炼出最适合本行业发展、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企业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并加以确立和塑造。将长期经营活动中培育的能反映企业精神风貌、激励职工奋发向上和规范企业行为的群体意识,能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相融合,树立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精神。树立企业精神要注重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同时要突出时代性和个性化。
4.2加强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由于煤矿生产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煤矿事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干扰正常的生产经营。事故高发及难以遏制的趋势,不单源自科技管理水平低下,更在于员工对安全的认识水平不高和企业整体安全文化理念不强。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先”,实现文明生产,才能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健康、稳定、高效发展。珍惜、爱护和尊重员工的生命,从安全的意识、思维、观点、行动、态度、方法上使员工形成深层次的安全文化素质,并付诸于完善和维护企业安全文明生产上,认真将安全文化细化到现场生产管理之中。
4.3重新塑造煤炭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它是指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印象和评价。一个企业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是否有高度的信任感,关系到这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一方面,传统上社会意识中煤炭企业的形象就是“苦、脏、累、险、黑、大、笨、粗”;另一方面由于只注重效益,缺乏环保意识。导致企业环境恶化:煤尘飞扬、地表塌陷、酸雨、温室效应、固体废弃物、光化学烟雾等敏感环境问题既危害了企业,更危害了社会。因此煤炭企业要建立新型企业文化,首先就要重新塑造自身企业形象。对内要提高环保意识,提升员工素质。大力实施“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工程建设,建设成为一个生产生活秩序井然、环境整洁优美的现代新型矿区。对外要通过cI形象设计塑造个性鲜明、全面完整的企业形象。注重企业声誉,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帮助企业树立讲文明、负责任的光明形象。
4.4通过质量文化树立强势企业品牌
高质量的产品是企业生存的根基。它既反映了企业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也是企业吸引客户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才能赢得更多的客户,也只有树立质量第一的文化理念,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产品质量实际上是企业质量文化、伦理观念在实践层面的反映和体现。有什么样的质量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产品质量。良好的技术、设备固然是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但非决定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质量问题,还必须以人为本,从指导人们实践的观念形态着手寻求解决途径。从煤炭企业长远发展、从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域经营的大视角出发,重视企业形象、商标形象、产品形象的策划、宣传、投入,把品牌意识和策略引入企业营销机制中,提高企业竞争力,最终塑造强势企业品牌才是煤炭企业在21世纪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
4.5科技文化兴煤,创新文化富煤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战略性的指导方针在今天的煤炭企业改革中意义犹为重大。今后我国煤炭企业的改造目标重点是要应用高新技术:比如遥控与自动化技术、加快高产高效矿井建设、推进洁净技术的产业化。煤炭企业的发展正朝向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迅猛发展。毫无疑问,科技文化将给煤炭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场新的革命。能源有限、创新无限。煤炭企业不可能永远靠煤吃饭,大力推进企业创新文化理念的形成是企业可持续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在企业内形成一种创新生产工艺、创新管理理念、创新发展思路为核心的创新文化体系,为煤炭企业不断飞跃,添砖加瓦。
4.6危机永存,学无止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竞争是成为企业面对的常态、危机是企业生存必须面对的挑战,优胜劣汰是企业难以抗拒的自然法则。煤炭企业从领导层到员工,每一个人都必须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觉悟。世界著名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问一问自己的企业,离破产还有多久?面对危机,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快速的学习、更好的学习、超越竞争对手的学习,才能在未来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构建学习型组织、树立学习型文化再也不是停留在企业老总听课记录上的一句口号,它是关系到我们企业未来发展命运的关键战略决策。如果你的企业还没有开始理解为什么、如何来持续学习,那么从现在开始、从你开始,不断学习。学习型文化自此开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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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企业文化新经济新规则建设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本文从介绍新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则入手。阐述了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最后结合企业的内、外部环境,提出了建设适应新经济发展法则的企业文化十点策略。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决定企业的未来。
一、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作用
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
(一)推动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企业文化的内容简单明确,价值观得到组织成员的广泛认同,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企业实践活动中,企业的主要成员会产生使命感,员工对企业及企业的领导人、企业形象将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这是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发展内在动力的基础。优秀的企业文化向社会大众展示着企业成功的管理风格、良好的经营状况和高尚的精神风貌,从而为企业塑造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信誉,扩大影响,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
(二)促使企业可持续成长
企业文化的本质体现在其核心价值观上,企业成长的可持续关键是它追求长治久安的核心价值观要被接班人确认,接班人叉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这样就能使核心价值观在适应技术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前提下得以继承和延续。近年来,众多企业所提倡的第二次创业,其主要特点是要淡化企业家的个人色彩,强化职业化管理,把人格魅力、个人推动力变成一种氛围,形成合力,以推动和引导企业的正确发展。
虽说没有好的企业文化的企业也可以成长,但它却难以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好像没有灵魂,没有指引企业长期发展的明灯,因而无法获得牵引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文化不解决企业赢利不赢利的问题,只解决企业成长持续不持续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能否不断成为世界级企业。成为长寿公司,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成败有着密切关系。
(三)帮助企业网罗人才留住人才的制胜法宝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人才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取得大量的优秀人才。并留住人才,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是能够推动企业实现升值的人力资本。对这些人才的争夺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公司纷纷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在中国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争夺资源和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优秀人才也成为国内外企业竞相争夺的目标。这就使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然而在这个人才争夺战中,“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企业文化。”
一项全球性的人力资源统计数字表明,在跨国公司中,89%的辞职人员说。他们不是因为报酬太低而提交辞呈的。企业的人才争夺战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企业文化。企业对人才的争夺真正体现在不同企业文化的竞争上。各种人才通过对公司的企业文化的了解、认识,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公司。很多人才都是因为青睐—个公司的企业文化而选择进人该公司的。
自20世纪9o年代以来,文化对于员工行为的影响作用似乎越来越重要。现代组织渐渐拓宽了控制跨度,使组织趋于扁平,引人了工作团队,降低了正规化程度,授予员工更大的权力。这些都要求企业文化提供共同的价值观体系,从而保证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努力。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企业文化对组织有效性的负面作用。第一,影响企业的变革。当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与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要求不相符合时,它就成了企业的束缚,使组织难以应付变化莫测的环境。过去能导致成功的措施,如果与环境变化的要求不一致,就可能导致失败。第二,影响企业多样化发展。企业文化较大的压力,使新成员服从企业文化,并限定了企业可以接受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范围。这样就大大削减了不同背景的人带到企业中的独特优势,它就成了企业的一个束缚第三,影响企业收购和兼并的效果。如果在收购时,收购对象在财务和生产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而不同的企业文化就会使双方的优势难以发挥,从而影响最终的效果,甚至使兼并和收购以失败告终。
企业文化既是一种现代管理理论和方式,也是现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是袖珍式的社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各种实践活动的投射、凝结和反映,其内容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首先是作为其最高层次文化的企业哲学,然后是在总的方法论指导下的目标文化(企业目标)、政治文化(企业民主)、规范文化(企业道德)、制度文化(企业制度)、团体文化(企业群体意识)、功能文化(为发挥文化教化功能而展开的各种活动)和实体文化(企业的生产资料、产品和保健卫生设施及文化教育和娱乐设施等)。这些内容的文化层次由高向低逐渐拓展,性质由软向硬逐次增强,因而其功能和作用也各不相同。而这一切的集中体现,即企业的主导文化,是以人的素质为中心的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随着企业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文化也要发生变化。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企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企业文化符合新经济的特点和法则。
二、新经济时代的挑战
在信息时代,知识包括概念、创意、专利、许可证等将变得比成熟的技术更为重要,所以企业家能力的分布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知本家”比资本家更容易成为企业家。风险投资风行,能承担更高风险的直接融资或以追求高风险高回报为目的的民间资本,比银行的间接融资更为有效,新创企业的成长,主要依赖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而不是靠利润来实现;企业家的报酬也主要依靠“股票期权”而不是传统的工资奖金。新经济条件下,价格被“净化”,所有的产品一问世就处于最低的价格水平。
新经济孕育新规则。在新经济环境中,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旧的市场得到完善,传统产业不断蜕变并获得新生。同时新经济也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那些竞争力差的厂商再也无法回避原有的弊病,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第一,企业将通过刨造和生产知识而盈利。现代公司盈利的主要途,而新经济将从根本上改变未来企业的营运规则。新经济中的霸主将是那些建立在新知识基础上的公司。第二,企业必须不断发明和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任何公司推出一种新的知识型产品,该公司对它的垄断只能是短暂的,因为这类新发明会很快被大量、迅速的新产品所淹没,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第三,未来的企业必须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盈利水平,但新型的公司在全球化和因特网的作用下,将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中间环节,从而以难以想象的程度实现大规模削减成本。第四,网络经济将彻底消除传统市场的效率低下。《商业周刊》据此得出的结论是:网络经济将彻底摧毁公司用价格作为超值盈利的手段。因为信息传递的高效率,网络以最快的速度使新的发明创造商品化。网络使得顾客、批发商及贸易伙伴可用最快的速度,在100家的货源中,比较一种产品的价格,而传统的比较往往只局限于两、三个厂家。第五,明天的市况,非通货膨胀将成为最主要的威胁:一是如何应付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二是网络经济下的新型市场竞争带来的价格萎缩压力。三是高新技术带来的商品周期急剧缩短。第六,人才将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本因特网将使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在全球范围内找出最合适、最出色的人才。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对知识的掌握,而是如何发掘、培养人们发明创造新思维的能力。
新经济的核心是网络经济。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网络经济是现代经济的补充和发展,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新经济战略包括i部分:第一,“新思想”,即网络经济是新经济的核心,某种程度上是新经济的化身。企业必须具备网络经济的头脑,这是中国的网络公司乃至世界网络公司生存的法则。中国有些网络经济经营家们之所以仍在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盈利的正确方向,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网络经济的理论武器。第二,“新技术”,是在新思想基础上提出的以sPP(网络服务+网络产品+网络门户)为代表的技术和产品。目前有实力的网络公司纷纷推出了为传统企业提供从构建网上平台、经营电子商务到管理企业资源的系统化全套解决方案的3e企业商务平台。第三,“新经营”,即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是国际上先进的营销方式,被许多发达国家所应用。
三、建设适应新经济的企业文化
企业要保证新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首先必须建立适应新经济发展法则的企业文化。结合新经济和企业文化的特点,其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创新,竞争,学习,国际化,全球化,客户需求,民主,自由等等。
建设适应新经济发展法则的企业文化,总结起来有以下l0点策略:第一,明确录用标准。通过企业招聘过程的甄选,识别并聘用那些有知识、有技巧、有能力来做好企业工作的人。招聘过程是一个双向选择,保证所聘员工的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相一致,同时让应征者既了解企业的实力,又告诉他们企业的文化和企业的要求,让他们在思想上作好充分的准备。第二,新员工从最低层开始,改变他们旧有的观念和习惯,适应企业文化。管理水平高的公司总是压给新手们不胜负担的工作,使他们筋疲力尽,目的是打消他们自鸣得意的心理,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从而能够自觉地向他人求助,掌握企业所需的技能,成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并调整自己,适应企业的价值观和规范。第三,让未来的领导者负责具体的工作。这是一个永恒的公式。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核心义务,并从最低层的工作做起,让他们熟悉企业的一系列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工作程序等等。第四,制定明确的绩效考核标准和激励机制。根据企业文化的内容,结合具体情况,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和激励制度,做到权责明确、赏罚分明,维护企业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信任度。第五,加强企业最高层次文化教育。在保证满足员工基本需求的前提下,通过企业哲学、企业目标的教育,使员工具有更高的境界。在一个非常重视自我实现价值的公司,员工们一定会衷心耿耿地为公司工作。第六,建立公司传统。所有的公司都有自己战胜困难、冲出劣境的回忆。这些故事能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人们不断重复这些故事,直到他们被笼罩上神秘的光环。第七,树立榜样,忠实企业文化。为年轻的员工树立榜样非常重要。强烈的公司文化能够寻找出这样的先进分子,并起到示范作用,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忠诚度。这样做才能使公司文化继续发展。第八,建立人才市场。这样一来,高级副总裁们只能与新业务部门的经理们同场竞争最优秀的人才。过去被禁锢在死水一潭的企业里的人才,也能在诱人的工资和业务荣衰挂钩的股份的吸引下,加入到士气高昂的新队伍中去了。雇员必须认识到,干大事的最佳途径是参与创新。第九,设计一个开放型点子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提建议者和寻求新见解者处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之上,能够实现充分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它能将社会、企业、个人连接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但在大多数公司里,只有一条能发布新见解的途径:层层上报,而且只需一个“不”字便可扼杀它。第十,企业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领导者要作为设计、推行企业文化的第一人,并言传身教。企业最高层领导的言行举止对组织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高层领导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把行为准则渗透到企业中去。例如,企业是否鼓励冒险;管理者应该给下属多大的自由什么样的着装是得体的;企业鼓励什么样的行为等等。
企业要保持稳定和持续地发展,企业文化的建设和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管理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有些企业对企业文化认识上存在片面、机械、僵化的现象。第一,企业文化政治化。认为企业文化单纯就是在新时期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完全以贯彻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指示精神为主,不考虑实际工作的效果。企业的政治就是管好企业,创造效益;企业员工要讲奉献、讲艰苦奋斗但更要讲价值的回报,要讲激励机制,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企业文化口号化。有的企业,你走进大门,就会发现从走廊、办公室到各车间的墙上四处可见形形色色、措辞铿锵的标语口号。这本无可非议,但它能否真实地反映本企业的价值取向、经营哲学、行为方式、管理风格;能否在全体员工中产生共鸣能否真正地起到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是否有本企业的特色,恐怕连企业的决策者本身都说不清楚。有人张口就讲“以人为本”,却不知它的真实含义,更不提有什么具体措施。这是把企业文化空泛化、形式化、口号化的典型现象。第三,企业文化的文体化。有的企业把企业文化看成是唱歌、跳舞、打球。于是纷纷建立舞厅,成立音乐队、球队,并规定每月活动的次数,作为企业文化的硬性指标来完成,这是对企业文化的浅化。第四,企业文化的表象化、僵化。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创造优美的企业环境注重企业外观色彩的统一协调,花草树木的整齐茂盛,衣冠服饰的整洁大方,设备摆放的流线优美。有人认为,企业文化一旦指定就长此以往,百年不变等等。殊不知企业文化也需要创新。除此之外,还有人错误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企业员工的文明礼貌,道德风尚,企业的知名度等,这些都是不全面不科学、不深刻的,是非常有害的。
正如人之所以为人,其属性是一样的,企业之所以为企业其属性也是一样的。既然属性一样,则企业经营的总体原则也样的,不论此企业在何方,更何况现在“企业是世界的企业”。企业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企业经营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实现企业成员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及自身价值的充分实现。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具有共性,即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给企业提供实现其目标的土壤,企业文化建设主要侧重在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行为方式等方面。同时,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中,企业文化的特征又不相同。如有的企业重市场开拓,有的重产品的创新,有的重售后服务,有的重经营绩效,有的重竞争意识,有的重团结合作,有的重稳定。不同的经营理念,产生不同的行为规范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不能“千篇一律”,应该根据自己企业的特点、自己企业的经营环境,进行具体的设计定位。企业文化的建设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一批批、一代代的企业家和员工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去营造、培养和发展。文化是要有底蕴的、有根基的。一个企业的优秀与否,不仅要看昌盛期,更要看困难期;不仅要看创业期,还要看发展期。如果企业在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时,全体员工还能保持同一的思想,同舟共济,知难而进,百折不挠,这个企业的优秀文化就真正形成了。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有些物质资源也许会枯竭,惟有文化生生:不息。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是无形的资产和财富。企业文化会极大的促进企业的发展,所以只要做到企业和企业文化的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使两者同步运行,建设出一套优秀的企业文化来,一定会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起到积极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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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经济企业文化竞争力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具有信息共享、知识爆炸、技术革新等鲜明的特征,日益竞争的新经济环境要求现代企业必须更新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竞争力。文章分析了新经济时代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并针对现代企业如何建立企业文化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的几何膨胀,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正在给我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当地理和空间不再是障碍,当地球越来越象个地球村,我们已全面进人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源于美国,但新经济的浪潮已经席卷着全球。
关于新经济的界定,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声音。综合起来,新经济时代主要包涵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以网络发展和信息共享为主的信息时代、以传统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向新型管理模式转变的革新时代和以知识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知识时代。
一、新经济时代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引起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对企业管理理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企业管理理论逐渐出现了企业管理层次的扁平化,企业组织形式的虚拟化,企业组织结构的非线性化、企业文化多元化等特征。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in,1984)。它是反映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新兴的管理理念,是在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基础上逐步演变产生的一种现代管理理论,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企业文化的目的,就是以精神的、物质的、文化的手段,满足员工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以提高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在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企业只有拥有了自己的文化,才能具有生命力,具有获得生存、发展和壮大的能力以及为全社会服务的基础。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
早期的企业文化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企业管理者文化”,其主要功能是为企业管理者服务,从而更好的实现企业管理、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虽然后期企业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同,但是许多企业对企业文化内涵的理解仍比较片面,企业文化往往只是停留在“制服文化”、“墙上文化”、“口号文化”的层次,许多企业在确定企业文化时也只是一味的模仿和追随一些知名企业,企业文化真正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信息共享、技术创新、知识爆炸的新经济时代,使得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新的管理模式要求企业文化必须赋予新的内涵,才可能发挥其推动企业发展的作用。
1.企业文化要具有“包容”性
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源共享成为可能。传统的企业文化往往是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由企业管理者们提炼而成,但是新时代的企业文化要求企业要主动地确定企业文化,并以此引导企业员工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借鉴先进企业的文化精髓并结合其自身的特点,确定既具经典又有新意的“包容性”企业文化。
2.企业文化要具有“学习”性
在新经济时代到来之前,企业已经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因此许多企业会定期为员工开展培训和再教育,以此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发展。但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决定了仅仅靠企业提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远远不够,大量的知识需要企业员工们主动地、持续地去吸收消化。因此企业文化要引导企业成为“学习型”团队,引导员工成为“学习型”人才,变企业被动培训为主动学习。
3.企业文化要具有“人本”性
由于早期的企业文化主要服从于企业管理者,它具有典型的“经济”性,并以企业发展速度和获取利润量作为衡量其好坏的标准,这样的企业文化往往会导致员工产生人是“赚钱工具”的想法。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的重要性日显突出,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的企业文化必须正确理解人的重要性,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才能确定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推动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二)企业文化的孟要性更为突出
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论、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经营业绩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企业文化是在企业追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企业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的某种被大多数员工所接受并且具有传承性和生命力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使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除了许多跨国大公司外,众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也开始日益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5年4月公布的对2881位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优秀的企业文化作支撑已成为大多数企业经营者的共识。
1.先进的企业文化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同类型的竞争企业面临的社会消费环境相同、竞争压力相同,而企业的科技发展力也极易被竞争者仿制甚至升级,可以说信息时代使得企业在外部竞争力相似的情况下必须发展内部驱动力,而先进的企业文化正是提升企业内部竞争力的核心。依靠先进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当企业员工以企业文化作为其个人的价值取向,那么员工便会把企业的发展作为其个人的事业,从而摒弃那些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的行为方式,以企业的发展为己任,增强企业的免疫功能,提高企业竞争力。
2.先进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现代企业的管理能力
首先,先进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人才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优秀的人才成为企业争夺的焦点。单纯地以物质金钱作为回报已经难以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硬件,企业要吸引并且留住优秀的人力资本就必须依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企业在用人的同时,要注重对人才知识的更新培训,同时要给其员工以人性化的管理,使得员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从而把其自身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有机融合。其次,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改善其信息沟通、人际关系和管理方法,从而与企业内员工达成和谐共处的氛围、建立良好的客户服务体系、树立健康向上的企业形象。
3.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在知识和技术更新迅速的新经济时代,企业经营范围可能变化、企业员工会更新、企业的物质资源可能枯竭、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可能会离开团队,但是企业文化却是生生不息的,它是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优秀的企业文化体现着一个企业的人格魅力,它不会因为企业经营业务范围或者企业主管的变更而消失,优秀的企业文化会被企业管理者一代一代的继续和发扬,并引导着企业健康成长。企业文化是指引企业长远发展的灯塔,没有优秀文化的企业可以成长,但是要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就必须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二、现代企业如何建立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
(一)现代企业要建立完善的企业制度文化
制度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缺乏合理的制度支持,就难以把企业的精神文化和价值理念转化为企业员工的共同自觉行为。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信息量的迅速爆炸、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企业管理难度增大,传统的“以人管人”的管理制度难以保证企业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在知识型和学习型的现代企业中,必须加强企业制度文化建设,建立完善的信息处理系统、决策系统和人事管理制度,使企业管理者可以及时掌握内外部有效信息并与内部员工及时沟通,增强企业运作的速度和灵敏性,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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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企业精神
论文摘要: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经济时代,文化的构建将是新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工作。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高新技术与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信息革命为动力,以创新为灵魂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时代,在新经济时代里,企业管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各国的企业管理正在创新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将原来的人本管理逐渐向构建企业文化转变。可见,文化的构建将是新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工作。
1新经济时代创建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管理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理论。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和。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形成的、并经过绝大多数职工认同信守的经营宗旨。企业文化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一个企业真正的价值、有魅力、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不是产品,而是它的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为员工确立一种具有群体心理定势的指导意识,建立共同的文化氛围,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及由价值观指导下的企业目标、企业精神、职业道德等,能激发员工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使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得以发挥,从而产生归属感、使命感、凝聚力、向心力。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共同努力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财富不能创造文化,文化却能创造财富”,这是国外企业流行的一句名言。在新经济时代时,要把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由以前的粗放式增长转到以科技为基础的优质高效的增长阶段,要做“知识型”企业,不重视知识的积累,不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很难适应这个时代。新经济时代是文化竞争的时代,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品牌形象将成为企业发展的目标和市场竞争的最亮点。一个品牌的确立,固然离不开先进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市场调节的带动,但它更离不开内涵丰富的企业文化。品牌是企业员工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是企业文化的凝聚物和表现物。只有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使之与公众心理、时代脉搏、社会文化和企业特点有效整合,将品牌地发展建立在先进的企业文化基础上,才能使品牌在竞争的大潮中,显示着永恒的风采。
2新经济时代企业的文化模式将是“文化人”和“团队文化”
在新经济时代的企业中,文化的差别化、个性化和多元化是企业发展的前提。信息社会带给人类的是更多的交流、融合,世界变得更加开放,交流、融合和开放的结果是形成了文化的多元化。在新经济时代的经营管理中,职工多元化的价值在其本身,它不仅仅是需要满足的需求,而且是创造力的源泉。职工以自我价值观和文化参与企业创造实践,他们就是企业的“文化人”。“文化人”不同于“社会人”和“经济人”,他不是被动和服从的,而是主动的和自主的,他所做工作是作为企业和工作的主人由衷地去做的,他的工作是受到充分尊重的。“文化人”是“团队文化”的基础,只有在真正的“团队文化”中,“文化人”才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团队文化”是指“文化人”为基础充分协商的文化,在团队文化中需要服从的,是通过协商确定的原则和观念,而不是等级、权威,是原则而不是人。
在新经济时代的企业中“团队文化”依赖于团队式组织,人员之间的等级界限逐渐被淡化,常见的分工方式使所有的成员为通力合作,共谋大事而分组编队。这样的团队组织,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组织全体成员而不只是公司决策者们的潜力。“团队文化”鼓励人们通力合作、共谋大业。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自己所处的小圈子、小团体的利益,而是企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不同部位之间不再是利益对立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时刻考虑着如何才能实现合作,为实现企业长远目标共同奋斗。“团队文化”的这一合作精神,一方面,鼓励员工发扬协作精神,减少了企业内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使组织成员实现了知识共享。通力合作的文化氛围下.“文化人”之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信息共享,从而产生1+1>2的整体效果;在“团队文化”氛围下,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团体中的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条一为实现企业的整体目标而努力奋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正是团队文化的写照。
3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的创建渠道
3.1职工教育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是我国高质量钢铁产品的最主要生产基地,宝钢在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中,始终遵循着小平同志“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还要善于创新”的题词精神,抓人才开发,始终把培育一支“思想好、技术精、作风正、纪律严”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作为企业的第一道工序。宝钢在职工教育工作中,首先做到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进一步落实企业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宝钢的各级主要领导都在亲自抓教育,主持研究、制定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并把教育培训计划列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内,进行布置,同时严格督促实施。实现由被动的,以知识传授、个人智力开发为主的传统教育向主动的.以能力开发为主、个人与团体能力开发并重的现代企业的转变:实现主要由培训部门组织开展的刚性教育体系向全员自主参与、终身进行的柔性教育体系转变。其次是大力开展高层次技术后备人才培养,按照人才培养总体目标,按层次分类别地建立高层后备人才库;按照“优秀人才优先培养,重要人才重点培养”的原则.对高层后备人才采取听取本人意见,请本人设计培养方案.进行“自主开发”;拓宽人才培养渠道,逐步建立一批海内外培训基地,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以课题为基础开展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宝钢正是因为重视职工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传播途径,才发展成了我国千万吨级的现代化大型钢铁“航空母舰”。
3.2企业精神的培育
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企业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涂州矿务集团公司就很注重培养企业的创新精神,他们认为学习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根”,大力实施科教兴企、人才强企战略,引导职工在生产经营实践中系统思考、改善心智模式.不断优化思维、突破定势、变革创新、从多视角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学习力放大了创新力,为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进行技术创新,推广应用了多项新技术、新工艺、取得明显成效。进行管理创新,徐矿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促进其综合素质和心智模式的全面提升,鼓励个人想象力、个人成就感以及渴望创造未来的思维模式,注重让每个成员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主创新、自主协调、通过启发引导式的人性化管理,使每个组织成员都能心情舒畅地工作和学习。学习应用“企业整体策略理论”,使得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中间层,使决策层和操作层互动,推动了组织结构创新。始终坚持“徐矿的经济是文化的,徐矿的文化足经济的”这一主打方向,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体现共性、弘扬个性融为一体。注重文化熏陶,进行文化创新,构筑“精神家园”,推动了现代文化型企业的建设。
海尔是1984年创立的,其前身是一个破烂的街道小厂。而如今,海尔销售收入已愈700多亿,其产品覆盖了白色家电、黑色家电、米色家电、生物制药等广阔的领域。海尔之有令天,原因在于不断激发变革、改进、创新和更新。海尔能够实现新的跨越,在于不断否定自我、坚持创新、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文化。海尔文化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最主要的就是怎么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及真诚到永远地为消费者服务。
3.3从心理着手培育企业文化
优秀的企业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自发形成的,他是企业的领导者有意识加以培育和长期建设的结果。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遵循相应的心理规律来进行,刁‘能事半而功倍,首先要重视心理强化,及时表扬或奖励与企业文化相一致的思想和行为,及时批评或惩罚与企业文化桐背离的思想和行为,使物质奖励或惩罚尽量成为企业精神的载体,使企业精种变成可见的、可感的现实因素,其次要利川从众心,在企业文化建没巾,企业领导应动员一切舆沦工具,大力宣传企业文化,主动利用从众心,促成企业成员行动上的一致,实现企业文化建设所需的舆沦与行动的良性循环,再次要培养以同心理。为了建设优良企业文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是十分必要的。海尔总裁张瑞敏就曾说,他在海尔文化的形成和建设巾任了设计师和牧师的角色。正足由于张瑞敏对自己所倡导的文化精神大力宣传、鼓动和灌输,才使得海尔人认同丁海尔文化,而职工的这种认同感一咀产生,就会心甘情愿地把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当作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企业负责人所期望的企业文化。最后要培养和谐宽松的人文环境。企业管理组织要做好员工的凝聚、管理和协调工作,倡导人与人之的尊敬、用结和协作,培养员工的合作能力,真正建立起企业所需要的“用队文化”,实现员工之亲密无间的交流与沟通,使人人畅所欲言,提出工作巾的意见、建议,并努力、敬业工作,不断创造新的业绩,最终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惟有永不停滞的创新才是保持企业发展的不懈动力。企业的表层是产品质量,中层是管理体制,深层足企业文化。文化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文化的力量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文化足根、是魂,是渗入血液的东西.企业文化就足企业所赖以前进的“前轨”。任何一个优秀企业都把创建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放在管理工作的首位。处于新经济时代的观代企业,更应致力于“用队文化”的建设,培养和谐宽松的人文环境,使企业的核心人才即“文化人”在“团队文化”氛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互相尊重、用结与协作,共同创建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文化,共同创建长胜不衰的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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